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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周末讨论的话题是:说说你今年花得最值的一笔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牛肉羹网 编辑:起重能力 时间:2019-10-02 15:45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周周末讨我和胡一兵还有刘跃进开了车回家乡去。我坐在胡一兵的车上,本周周末讨大徐开了我的车跟在后面。快到丘山县的时候,胡一兵说:“是不是叫庞县长开车过来迎我们一下?”我说:“算了,摆什么摆?我还没有精力来对付他们。”入了县境刘跃进说:“前面就是下元村了,我们当年还在那里搞过调查的,是不是拐过去看一下?”就拐上了乡村公路。开了一段路刘跃进叫道:“停车”。胡一兵就把车停了。刘跃进指着远处一棵树说:“那年我们还在那棵苦楝树下烧野兔吃。”我们走了过去,刘跃进踢着一片杂草说:“就是这里。”我过去把草翻了一下,一点痕迹也没有。胡一兵围着苦楝树找了一圈说:“当年我把树皮削掉一块刻上了名字,找不到了。刘跃进你记错了地方没有?”我帮着去找,在手伸不到的地方有一块树皮光滑一些,我仔细看了,隐约还可看出“胡一兵”三个字。我说:“你看那是不是?二十多年了,你还低着头找!”胡一兵踮了脚摸着那一块树皮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许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名字还活在这棵树上,永垂不朽。”进了下元村,老百姓的房子比当年好些了,别的也没什么变化。很多小孩子围过来看,我们没下车,转了一圈就走了。

那天傍晚在天都公园门口见了屈文琴,论的话题她来了,论的话题穿着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领口一条白色的飘带,在夕阳中远远飘过来,我心中一动。她过来挽着我的胳膊就进了公园,在林荫小道上慢慢地走着。我想说那件事几次都没说出口,搁在喉咙里痒痒的。我们在湖边的看台上要了两杯冰酸梅来喝,她说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同学,我也说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两人都兴奋起来。不觉之间月亮上来了,映在湖中跳动着细碎的波光。夜风吹拂着,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那一种气息,充满了魅惑。可说着说着她情绪低落了下去。我说:“怎么了?”她说:“突然就想哭,想起了过去。”我说:“过去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又惹得你想哭呢?”她说:“心中有个地方痛,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她说起了自己的过去。在三年前,她读大学三年级时,一切都还是一帆风顺的,真可以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指哪打哪。可从父亲死于车祸的那天开始,她的人生就轰毁了。打击在悲痛之余接踵而至。她在系里原来是很红的,突然就不那么红了。她自觉地调低了做人的姿态,可心中充满了报复的冲动。省人事厅的副厅长是父亲的朋友,曾拍了胸脯包了她的分配的,去北京深圳都没问题,可毕业时再去找他就不行了。也不说不行,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更令她痛心的是,原来的男朋友毕业后留了北京,知道她去不了北京,就分手了。她说:“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我哭了多少次啊,现实是如此现实,我不能不现实。我也是幻想过来的,都成了泡影,飘到天上去了。”说着勉强笑了一笑。不知为什么,我对她那沉痛的倾诉无动于衷,以前得到太多了,太优越了,现在失去了就感到了撕裂般的疼痛。可是还有那么多人比如三山坳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呢?习惯了在舞台中心扮演角色,稍稍寂寞一点就如此不甘心。那天从人事处出来,说说你今年我就决定要把事情告诉屈文琴。我打算好了一见面就要告诉她,说说你今年一刻也不犹豫。调到中医学会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击,可我不把这看成一个打击,那是个闲职,我可以好好看看书了。使我感到屈辱的是其中的冷落和惩罚的意味。这怎么可能,组织上?我提了个意见是为我自己的私利吗?他们看不清我的动机?这怎么可能,组织上?这其中的意味让我的自尊心想放也放不下来。我到这时也没摸透对面到底是什么力量,好像有一个联合阵线似的。我到办公室办交接,丁小槐掩饰不住那一脸喜气。我想着,小人,你得志你得志去吧,就凭着你这掩饰不住的神态,你再会察颜观色恭奉逢迎也得志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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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花得最值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花得最值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复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主席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那天从晏老师家出来,一笔钱走到门口我说了一个笑话,一笔钱他顺着我也说了一个笑话,似乎我们没谈什么严肃的问题。我想用达观的神态来掩饰内心的震动。我惊异地感到了自己的信念并不是那么强韧,那些不言而喻的由父亲融贯到自己血液中的东西,原来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那么父亲一辈子是不是值得?我不敢往下想。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把为什么永远地追问下去。信念就是信念,这是一种情感的选择。情感的选择不能以理性去作无穷的反思,无穷的追问,没有什么崇高和神圣禁得起无穷的追问,把一切追问到底,必然是摧毁一切。我对自己内心的怀疑精神感到了恐惧。脚下的土地在颤抖,人将悬浮到空中去。我不敢往下想,再往下想我就把自己全否定了,那怎么行?可是我又不能不想,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有想的能力,也有想的权利。我有理性,我不能不想,这使我害怕自己。我感到了一种潮湿,这种湿气渐渐地浸润到我的深心。那些天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放不下来。的确没用我的钱,本周周末讨钱省下来了我也不会多得一分,本周周末讨可钱可以用来救一些人的命,这是个铁板上钉钉的事实。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发现,别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不能沉默,我要把这个发现说出来,让大家都想一想,甚至有一种震动。厅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当有一种声音向他们的良知呼唤,他们也不至于隔岸观火吧。这样想着我有了几分兴奋,甚至是激动,觉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心里又发虚,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来,却又觉得非常困难。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属于角色的责任。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可是我又问自己,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就不是原则。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自己与“猪人狗人”们实在也没有两样,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我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原来,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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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初冬我心情颓败,论的话题虚无感攫住了我,论的话题我无力挣脱。一个人总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他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明。可我就是看不到那点意义,于是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没有兴趣。我很清醒,可是我的灵魂在梦游。妻子董柳是在市卫生系统的联欢会上认识的。那天在市青年宫举行的联欢会,说说你今年有好几百人参加。首先是马厅长讲了话,说说你今年接着是市局的梁局长,然后表演节目,跳舞。没想到卫生系统有这么多漂亮姑娘,男青年却偏少。我跟好几个漂亮姑娘跳了舞,好久没有过这样的的感觉了。在人丛中我看到了屈文琴,她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们交换了一个注目礼。从她的眼神中我读出了一种意味,难道我这么走过去邀她跳一支舞,就覆水能收?我怕自己领会错了,再似乎是不经意地望过去,还是那一种眼光。我没有找到读懂的感觉。我体会一下自己的心情,也并没有走过去的冲动,再瞟一眼那目光越发暧昧起来。等我跟几个姑娘跳了舞,那目光中的意味就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老要交换注目礼挺别扭的,就在下一支舞曲终了的时候,坐到舞厅的另一端去了。这样我注意到了董柳,她就坐在我身边。有两支舞曲没人邀她,我就替她感到紧张,好好的一个姑娘,安安静静的,怎么被冷落了?她那安静的神态让我心中动了一动。也许今天漂亮姑娘太多,一个个都装饰得色彩飞扬,这姑娘她吧,似乎没有刻意打扮,就被忽略了。我带着同情心邀她跳舞,我感到自己有这种责任。她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马上站了起来说:“我,我不太会跳。”她这种神态点燃了我的一种感觉。别的女孩子你去邀她,她还要装作犹豫一下,慢吞吞站起来,让你站在那里等着来证明她的价值。眼前这个女孩让我感到了淳朴,丝毫没有自恋性的骄傲。我说:“会不会走路,会走路就会跳舞。”其实她跳得还可以,我说:“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吗?”她羞羞地一笑说:“别拿我开玩笑好吗?”我们一连跳了几曲,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放弃了与那些色彩飞扬的姑娘跳的机会,似乎是对那种带有夸张意味的刻意装束有了一点反感。比起那些姑娘由装着传达出来的极度自信,我更欣赏眼前这个姑娘的含蓄。谈话中我知道了她叫董柳,从卫校毕业已经四年,在市五医院当护士。跳着舞我看见屈文琴在和马厅长讲话,接下来又跳舞,我马上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走过去邀她。人还是那个人,不能幻想她会有所改变。舞会结束的时候,我招招手对董柳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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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马厅长他可以等到六十五岁再退休,花得最值可以回到中医研究院去做自己的研究工作,花得最值带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他不愿这样做,我理解他,太理解他了。在那个位子上呆了那么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难以移易的体验方式,他需要别人对他恭敬,需要自己说话能够算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离开圈子,离开了圈子,他的世界就坍塌了。更何况他回研究院去怎么跟别人交往?周围的人有特殊的恭敬吧,他又不是厅长,这恭敬吧就显得滑稽,双方都会尴尬,没有这种恭敬呢,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架子,放得下来?对他来说,没有恭敬本身就是屈辱。如果进不了人大,权力脱了手,他就要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了。世界会因为谁是谁而例外吗?不会。对马厅长这种想法,我还是有一点反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厅长,退下来还要抓住一点什么。人对自己是有偏见的,人不可能放下自己。自我是人性难以超越的极限,不论他怎样表白,怎样故作豁达。想一想谁又能放下自己?想一想人抱有这种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却掌握了公共权力,这真的令人不敢细想。古往今来多少大人物为了一己之欲不惜流血漂杵,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比起来马厅长这点愿望又算什么。果然过不了几天我就被召到省委去谈话。我上楼的时候还很自信,腿上的肌肉往后那么一蹬,跨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种弹性。上了三楼到组织部,看到部长办公室几个字,腿竟有点发软。一个年轻的女孩接待了我,让我等着,说章部长等会就来,就带上门出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几分钟,心里就有点发虚,自己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被提出来,比如去年董柳收集股票的事?又比如三年前的那个传说?我取下报纸来看,对自己掩饰着心虚。这时章部长带着钟处长进来了,我立刻站起了,双腿并拢,肩往后靠,做了个立正的动作,手上却还端着报纸。章部长笑咪咪说:“大为同志来了,坐。”我本来准备了严肃的表情,看章部长很轻松的样子,也咧开嘴笑了一下。坐下来我在心里批评自己,毕竟是没经历过大风浪啊,这就有点失态了,以后怎么掌管一个厅?得把气度拿出来!我迅速调整了神态以适合现在的气氛,又感到了人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完全是由他与对面的人的关系来决定的,我还能像对程铁军那样对章部长?

其实她在家也没闲着,一笔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就说客厅里的暖气片吧,一笔钱她嫌不美观,找人用上好的板材做了一个栅栏,镶着玻璃,里面还装了小灯泡,这一来倒成了客厅一景。上面还可以放报纸,连实用价值都有了。就这个小玩意花去了她十来天的时间。又说买沙发吧,不是嫌材质不好,就是造型不好。好不容易找到材质造型都好的,坐下去又觉得感觉不到位,腰部没落实,有点虚。为了买一套好沙发,又花了十多天。连跟一波买一套夏季的衣服,也可以带着儿子跑上十家二十家商店,而且乐趣无穷,回来还表功,非要我说好不可。家中的每一个细节她都动了无数的脑筋,还要不屈不挠永不停息地动下去。我说:“你也想点大事才好。”她说:“最大的事情就是过好日子。我没看见谁能把世界改变了,改变不了世界就只好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实在的。”又说:“女人跟男人脑子里想得不一样,你理解我一点。”我说:“身上长的不一样,脑子里想的怎么可能一样?”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本周周末讨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本周周末讨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原子弹!”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主席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论的话题听见有人在叫我:论的话题“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下了楼董柳说:说说你今年“我心里闷。”就出了大院来到街上。董柳说:说说你今年“你抱着我一波。”我说:“这么大了让他自己走。”她说:“叫你抱着你就抱着,自己的儿子,累死了你吧。”又说:“我沤了一肚子气。刚才我进去看一波,强强骑在他身上,我要拉开他还不让,说一波当马,他当骑士。人家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强霸,我恨不得一个耳光打他在地上变朵花。”我说:“真的?”下意识地把拳头捏了捏,“它妈的。”又明白骂没有用,捏拳手也没有用,捏什么骂什么都没有用,只有到更高的份上才是真的。董柳说:“一波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比他还大些,他要骑你,你不会骑他!你怕他?”一波委屈着不做声。我说:“一波你从来不怕爸爸,什么时候你谁也不怕了,爸爸就高兴了。”说着这话我的鼻子直发酸。董柳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遗传就这么厉害!我一波不知道还能扳过来不,不然我这一辈子就黑到头了。反正有一条,他爸爸有什么,他就不能有什么,他爸爸没什么,他就一定得有什么。你看丁小槐的脚那一踮一踮的派头,我口里喊他丁处长,心里喊他丁小鬼。”又说:“自己住在简子楼里,还要替人家住二室一厅套间的人着急抱委屈,我气饱了。一波你也不跟我争口气,他要学骑你,你偏不肯,还要骑你就咬他一口,让他知道你是老虎,他敢骑老虎!”一波说:“咬人老师会批评的。”我把一波放下来牵着走说:“他太小了你别灌输这样的思想。”董柳说:“反正你不咬他他就要咬你,没办法。”又说:“你这个人,既然已经进去了,脸上就放生动点,嘴巴也便利点,走人家也走出一点效果来。从头到尾那是那是,那是什么,那是个屁!是屁也要放两个不同的呀!”我说:“董柳你什么时候学得张牙舞爪的?”她说:“那是那是,那是逼出来的,不是跟了你,也不会这样。”我说:“要我对别人点头哈腰,装个奴才,我还不如去抱八十岁的老太婆。”她笑了说:“谁也没叫你点头哈腰。”我做出点头哈腰的动作说:“一定要这样才叫点头哈腰?老是察颜观色顺着别人的意思讲话,比点头哈腰还点头哈腰。”她说:“按你这个想法,我看你一辈子就吹灯拨蜡了,我们一家都跌到黑井里了。这点委屈也算委屈?人家端尿盆屎盆的都有,天天来送皮蛋稀饭的就更不用说了,医院里我看得多了。我看你重新做人是在嘴巴两片皮上,心里没服气,更没融到血液中去。要融到血液中骨髓中去了,那才叫脱胎换骨。不变就不变,要变就变到底,悬在中间,算怎么回事?幸亏前天还没进马厅长的门,不然按你这个样子,一次就玩完了。东山再起,哪年哪月?”我笑了说:“没听说老婆叫丈夫脱胎换骨做小人的。”她说:“那你要看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我不怕你做小人,不怕你不是个人才,只怕你不是个奴才。说真的!反正一句话,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不能窝窝囊囊别别扭扭糊糊涂涂凑凑合合活了这一辈子。”

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冯其乐说:花得最值“改革的力度太大了,花得最值恐怕大家一时也受不了,我想还是循序渐进可能稳妥些,你看呢?”他说:“慢慢来,慢慢来,毕其功于一役,不说大家受不了,连我都受不了。我是不是跟不上形势了?”跟他达成了默契,我又把话对丘立原说了,他说:“池厅长你锐意改革,我还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有个别地方我觉得调整一下更好,你说慢慢来,那我们就慢慢来吧。什么时候你一声令下快马加鞭,我肯定是跟得上的。”我看着他笑眯眯的脸,心想,从这脸上谁看得出他的想法?这张脸几十年来已经是千锤百炼了。下午刚下班回家,一笔钱楼下就有汽车喇叭响,一笔钱董柳探头到窗外瞧了瞧说:“任志强来了。”我说:“我们自己去,要接干什么!”说着任志强进来了,车钥匙套在手指上,在眼前晃来晃去,头随着钥匙的移动一摆一摆的。董卉腆着肚子跟在后面。任志强说:“妈,我特地来接您,给您祝寿,六十是大寿啊!”岳母说:“志强你开车要小心,你现在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任志强说:“妈,您说的我敢不听?等会瞧我开车吧,保证比蚂蚁还慢,够小心吧!”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嘴角一抿,想显出那种不冷不热深不可测冷眼旁观的笑意,可刚刚显出来又马上感到了不合适。我有这个心理优势吗?凭什么?我弄不懂自己。一辆车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我怎么会失去居高临下的勇气?我不明白自己。可我确切地感到,不知为什么,我与任志强在心理上的那种位置关系,在不觉之间发生了难以说明的变化,这点变化让我那点深不可测的笑意挂不到脸上来。任志强对董柳说:“姐姐,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呢,蒋经理他比我高了那一篾片,他就开本田,我只有丰田。过几个月房子建好了,他住三楼,把我挤到五楼去了。这一篾片,硬是气死人。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他懂业务?不是我把货款搞定了,他开车?他住新房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两年计划,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副字去掉。前面给你缀一个副字,一点做人的感受都没有。我就知道林彪他为什么拼死拼命也要搞政变了。副主席,他睡得着?”董柳说:“你有什么办法去掉?也给大家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也学一学。”说着眼睛往我身上一轮。我拿起一张报纸,展开了遮住半个身子,靠在床上看,口里说:“报上说北京上海都刮起了抢购风,大概要刮到我们这里来了,要买什么就赶快。”董柳没听见似的,催任志强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任志强说:“姐夫在机关工作,还要我讲?是吧,姐夫?”我说:“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任志强说:“首先要给关键的领导一个好印象吧,这算经验?姐夫又要骂我了,这算经验?我们小人物只能围着地球转,总不能要地球围着自己转吧。这算经验?”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他哥哥带着儿子去县长家去拜年,县长家养了几只乌龟,儿子就抓在手上玩,有只乌龟爬到床下面去了,就钻到床下去捉。出门时告诉爸爸,床下摆满了酒。哥哥刚好是送了一对茅台,心里就后悔了,没送到点子上。他说完总结说:“一点小事也要站在人家的角度反复考虑,要特别到位才行。看起来送东西是跟不上时代了。这算经验?”董卉说:“你侄儿还机灵呢,知道出了门再讲,才四岁呢。”岳母说:“那他将来也是一块当官的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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